人文學院社會學系第十四期讀書會已于2013年4月21日晚上18：00在41号樓408（人文學院資料室）舉行。本次讀書會讨論的書目是北京大學中文系韓毓海教授的《五百年來誰著史：1500年以來的中國與世界》。參加本次讀書會的有人文學院劉軍教授、鄭莉教授、楊國慶副教授、趙岩老師、唐國建老師、陳玉霞教授、曲曉麗老師、張輝老師以及社會學系2012級研究生和社會學專業的部分本科生。本次讀書會由劉軍老師主持并主評，主報告人為葉燕燕同學，主評論人是楊菲菲同學和馬巍巍同學。
葉燕燕同學首先作了題為《歐洲中心論和中國中心觀的糅合？――讀韓毓海的<五百年來誰著史>》的主報告。葉燕燕同學認為在《五百年來誰著史》一書中，韓毓海教授是從基層、金融、世界這三重視角來解讀500年來的中國與世界曆史，并認為中國的“國家能力的持續下降”是明清經濟崩潰的根源，也是造成中國落後于西方的問題核心。韓毓海教授極力地反對以黑格爾和韋伯為代表的“歐洲中心觀”，而向美國加州學派的“多元中心論”或者“中國中心觀”靠攏，認為西方的發展并不是曆史的必然，而隻是“曆史的耦合”，是現代性的“出乎意料”的後果。而葉燕燕認為韓毓海是在中國中心觀的指導下研究分析中國社會，但是并沒有完全跳出歐洲中心論的泥潭，這兩者是交織在一起的。她主要從以下三個方面來介紹自己的報告：
首先，她對韓毓海的“三重視角”觀進行了解讀， 認為韓毓海在《五百年來誰著史》中說“治史者最難得的是有三層視野：下看基層組織，上看财政金融、外看世界大勢”。首先，他認為由于中國自宋以來形成的“官無封建，而吏有封建”的制度，造成了上層與基層組織的脫節，無法進行社會動員。其次，中國自古一直存在着貨币混亂的問題，而随着美洲白銀的流入，最終造成了中國貨币體系的紊亂以及财政危機的發生。最後，随着歐洲民族國家體制和金融戰争體制的形成，歐洲加強了與中國的經濟貿易，并借由金融力量影響中國經濟的發展。在這“三重視野觀”的論證過程中，他把中國的落後歸結于中國的“國家能力的持續下降”，因為能力的下降，導緻了皇權直接面對成百上千的小農，國家沒有獨立的貨币體系和财政預算體系，從而造成了國内貨币體系的混亂。同時，也是因為國家能力的下降才使得國家無法抵禦外敵，任由外國金融操縱中國經濟。
其次，葉燕燕認為在研究近現代史的過程中，一直存在“歐洲中心論”與“中國中心觀”之間的方法論争論。并且認為韓毓海的著作也有着兩種傾向，故将其進行了總結，她認為歐洲中心論有兩種理解：其一是就經濟發展和社會進步的模式而言，認為歐洲所走過的道路是走向工業化和現代化的唯一道路和唯一模式，并且也是人類社會進步的“合理”或必然方向，即歐洲經驗和歐洲道路是具有普适性的，東方和世界其他地區未能走上這條道路，或是因為某障礙的存在，或是因為西方的入侵打斷了他們的正常發展道路，因此對東方經濟史的研究往往受到歐洲經驗和歐洲模式的支配；其二是就曆史上，特别是工業革命之後東、西方曆史的“分流”的“事實”而言，強調歐洲在制度、技術、經濟、社會、政治、意識形态等諸領域内具有獨特的“内生優勢”，因此能走上工業革命和近代化的道路，并很早就走上了經濟長期穩定發展的軌道而成為世界經濟社會的中心，東方和世界其他地區則因為缺乏這些優勢，或存在相反的障礙因素，而無法獨立實現近代化，并陷于長期的停滞乃至衰落之中。而與之相對的是以柯文為代表的“中國中心觀”，它包括四個方面：（1）把中國按“橫向”分解為區域、省、州、縣與城市，以展開區域與地方曆史的研究；（2）從中國而不是從西方着手來研究中國曆史，并盡量采取内部的（即中國的）而不是外部的（即西方的）準繩來決定中國曆史現象所具有的的曆史重要性；（3）把中國社會按“縱向”分解為若幹不同階層，推動較下層社會曆史（包括民間與非民間曆史）的撰寫；（4）熱情歡迎曆史學以外諸學科（主要是社會科學，但也不限于此）中已形成的各種理論、方法與技巧，并力求把他們和曆史分析結合起來。葉燕燕同學認為韓毓海是在中國中心觀的指導下進行中國社會的研究，但是在論證的過程中又始終無法擺脫歐洲中心論的泥潭，這兩者是交織在一起的。
最後，葉燕燕認為韓毓海教授的觀點得到了學術界的一定認可，但是也出現了不少硬傷，主要表現在以下幾個方面：其一是有些論點存在問題；其二是引用資料不足，欠缺說服力；其三是混淆了國家能力和國家權力的概念；其四是韓毓海基本上繼承了美國加州海灣學派的觀點，但是卻沒有沿用他們的計量經濟學的研究方法，這使得有點觀點很難令人信服。另外，葉燕燕同學認為任何的曆史學著作都隻是提供一種視角，隻要能夠為我們解釋一些困惑，它就是有價值的！
随後，馬巍巍同學和楊菲菲同學分别對葉燕燕同學的主報告進行評論，馬巍巍同學做了題為《論中國式道路的延伸》的評論報告。她認為韓毓海教授從三重視野重新審視了近500年來的中國與世界，并以中國為本位，觀察和描述了最近500年世界曆史的變遷，提出了不同于西方發達資本主義國家的中國式道路。并且她遵循該思路，分析了中國式道路的理論性與可行性，希望在“實然”與“應然”的張力間，能夠清楚而深刻地認識到當今中國的現狀。接着，楊菲菲同學做了題為《鄉村自治與帝國悲劇――讀<五百年來誰著史>》的評論報告。她認為基層的勞動人民從古至今都占據着中國人口的大部分，是我國不可忽視的主體，但是以前廣大勞動人民的地位相對低下，鄉村自治能力和組織能力弱，其重要性一直得不到曆代統治者和改革者的重視。鄉村自治的管理方式不僅會失去基層的信用，導緻國家組織能力衰弱，而且還會導緻國家金融能力的下降，最終緻使國家能力整體下降。直到抗日戰争和國内戰争期間，基層才得到共産黨的重視，在中國共産黨的領導下為戰争的勝利發揮了巨大的作用，基層不管在過去、現在還是未來，始終是黨和國家領導人必須面對也必須解決的課題。最後，她認為要實現大國崛起，我們必須要走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發展基層，隻有基層得到了發展，國家才能真正實現進步。
在三位同學報告完畢之後，社會學系的同學也針對韓毓海的某些觀點發表了自己見解。陳茜同學認為當時美洲白銀的流入是否代表着歐洲就處于一種優勢的地位，而中國是否就一定是處在弱勢？這是一個方向的問題。楊傑同學認為韓毓海強調從金融經濟的角度進行分析，特别是其中的“銀本位”制度，以及論述的引入美國白銀的原因，基本是基于中國國家經濟層次，而忽視了其中的制度以及文化的基礎，從而缺乏一定的說服力。姚忠玲同學認為韓毓海在比較淺顯的層次上研究曆史問題，不夠深刻。項娣同學認為韓毓海的角度比較新穎，比較全面，雖然也存在一些問題，但是不妨礙我們對他的某些觀點進行評價。周立明同學認為韓毓海的“三重視野”隻是一種傳統上無視“民”的視角，因為他的基層隻是基層組織，而不是民。并且也沒有對他一直提及的“官無封建，而吏有封建”進行明确的定義。另外，還存在一些“本質”認識上的錯誤，混淆了國家能力和國家權力的關系。最後，周立明同學認為韓毓海對毛澤東的點評是一種閹割曆史的現象，而沒有做到全面客觀。
在同學們都表達自己的觀點後，各位老師都表達了自己見解并對針對同學們的一些觀點以及提出的問題做出了回應。
劉軍老師首先談了他對韓毓海的《五百年來誰著史》這本書的看法，他認為韓毓海既不屬于歐洲中心論，也不屬于中國中心觀，他是從關系、互動的角度來看中國與歐洲的曆史，例如他的金融角度就是一種相對比較新穎的視角，他讓我們看到了中國社會在與歐洲互動的過程中所産生的社會影響。另外，韓毓海在文章中也談到了國家、市場、社會三者之間的關系，在明清時期，國家實行國家放任主義，将河道交由商人而不是自己掌握，這使得商人利用此來赢取暴利，極大地影響了經濟的發展，造成經濟的波動，形成一種“綁架政府”的态勢，這些是不是對我們現在的社會也有一定的借鑒意義？對于國家能力與國家權力的混淆問題，我們是不是可以不用這麼摳字眼，我們需要的是理解韓毓海所要表達的觀點。他認為現代性的本質包括兩個方面：其一是個人權力的張揚；其二是工具理性的擴張。我們需要的是建設一種形式的邏輯，劉軍老師認為韓毓海是通過國家與日常生活的視角來研究李約瑟之謎，其實是一種框架，也是一個創造性的過程，這是比較難能可貴的。而對于“官無封建，而吏有封建”的問題，劉老師認為我們其實不必拘泥于字眼，其實吏就是一個小政府，他對基層的控制能力較強，而相較于現在的大政府，他的運作效率可能更高。另外，劉軍老師認為看待事物一定要有自己的視角，例如現代性的大屠殺事件，他并不是某一個人的獨裁專制就可以實行，它是很多人“合謀”的産物，我們不能用簡單化的命題來評價事物。
接下來，鄭莉老師對同學們的觀點進行了點評，她認為葉燕燕對韓毓海的著作把握的相對準确，中國中心觀是在回應“沖擊――回應”模式、“傳統――現代”模式、帝國主義模式為代表的歐洲中心論的基礎上提出的，并且美國加州海灣學派也隻是從曆史的偶然性因素來揭示中國的落後的，并沒有完全脫離歐洲中心的泥潭，鄭莉老師認為葉燕燕同學能将課堂所學的知識與這些相結合是值得肯定的。鄭莉老師認為馬巍巍同學并沒有闡述“中國式道路”和“共産主義理想”之間具有異曲同工之妙的證據，有論斷沒有論據，這是在以後寫文章的過程中需要注意的方面。楊菲菲同學有自已的一個理論框架，沒有局限于書本。我們在《中國士紳》中談道“皇權不下縣”對基層有個好處，即它能夠使基層的地方利益得到一定的保障，楊菲菲同學認為是鄉村自治造成了帝國悲劇，但是如果沒有鄉村自治，地方的利益由誰來代表？我們的傳統基層是有一個自上而下的政令執行與自下而上的反饋的雙向過程，國家政權失去根基的原因是否是因為鄉村自治？這是一個需要思考的問題，我們在書中說是由于保甲制度的出現破壞了鄉村社會的雙軌政治，從而使得基層與上層政府的脫節，黃宗智認為是國家政權的“内卷化”造成了國家的衰敗，而這裡的“政權建設”是否是西方意義上的“國家建設”？這是需要考慮的問題。另外，同學們一直在談“國家能力”和“國家權力”的問題，這裡的“國家能力”是否包括鄉村的自治能力。很多同學說韓毓海的“三重視野”很新，這種視野是否是新的？這是有疑問的，他的文章中涉及到很多弗蘭克的《白銀資本》的内容，這種視野在西方已經被論證了，他的很多看法隻是弗蘭克的翻版，并且他的基層視野也隻是一種精英主義的視角，因為在他的視野中我們無法看到“民”。
随後，楊國慶老師也對同學們的看法進行了點評，他認為馬巍巍同學的論文缺乏充分性的論證，楊菲菲同學的論文更像是一個政治性的論文或者說是政治報告，而葉燕燕同學提出了一個非常重要的問題，即歐洲中心論和中國中心論的問題，但這個問題太大，故一直在思考如何回答這個問題。楊老師認為就他看來，韓毓海在書中受到歐洲中心論和中國中心觀的影響傾向是比較明顯的，而歐洲中心論最開始就是西方學者就西方社會的研究得出的一種有關政治、經濟、文化等思想理論，例如亞當.斯密、馬克思以及韋伯，他們都有一種組織化的傾向，并将其用來解釋其他文明的曆史，可以說他們都是歐洲中心論的傾向。而馬克思關于五種社會形态的理論，他認為這是具有普适性的，為了同樣适用其他文明的發展，他又提出了亞細亞生産方式的内部調整來套用其他的曆史（例如中國）。如果實在要對社會進行劃分的話，錢穆先生當年就将中國分為遊士社會、士大夫社會、科舉社會，如果用西方社會的詞“封建”來套用我們的話是非常合适的，我們可以看韓毓海書中這種傾向比較明顯，他在書中有意無意地拿來就用，比如說“官無封建，而吏有封建”，但是卻沒有一個确定的定義就進行論述，這是不嚴謹的，因為在馬克思或者在其他學者那裡含義是不一樣的。并且韓毓海一開始就說他是堅持曆史唯物主義的觀點，他會受到這種框架的影響。另外，他對近500年的劃分或者說是1500年以來的曆史，這明顯就是西方學者以西方的視野來進行的劃分，帶有明顯的歐洲中心論的色彩。例如黃仁宇的《萬曆十五年》，他認為中國沒有發展其數字管理技術，從而造成了中國社會的一種衰落，這隻是一種觀點的堆砌，我們是可以進行批判的，西方中心主義是無處不在的，其實我們在回答李約瑟之謎時就已經落入了西方的話語霸權體系中，受到西方的影響，這是我們在日後做研究時需要警惕的方面。像西方人經常會說中國現象中存在着很多的悖論，而西方社會不存在這種現象，這就是基于西方的視角，如果一定要套用理論，就會落入俗套，切割中國現實。鄧正來先生曾說過“社會學理論研究的視角受到了西方理論範式的支配”，一種西方普景的支配，楊老師認為如果我們自覺不自覺地想要過西方人的生活，全盤西化，那麼中國人也就沒有根了，這是需要注意的問題。
最後，唐國建老師發表了自己的一些感想，他非常欣賞同學們勇于批判的精神，但是同學們普遍的問題是有批判但沒有證據，有時隻是空喊口号。另外，他還認為“中國落後論”有時就是一種歐洲中心論，他是基于西方的視角來談中國的“落後”。
時間在老師和同學們的激烈讨論中悄悄流逝，臨近尾聲時，老師們鼓勵同學們能夠再接再厲，期望咱們的讀書會能夠一次比一次精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