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文學院社會學系第十五期讀書會已于2013年5月26日晚上18：00在41号樓408（人文學院資料室）舉行。本次讀書會讨論的書目是應星老師的《大河移民上訪的故事》。參加本次讀書會的有人文學院鄭莉教授、楊國慶副教授、趙岩老師、院長助理曲曉麗老師、綜合辦主任張輝老師以及社會學系2012級研究生和社會學專業的部分本科生。本次讀書會由鄭莉老師主持并主評，主報告人是趙若瑜同學，主評論人是王金鵬同學、項娣同學、彭湯漫同學和張津梁同學。
趙若瑜同學首先作了題為《民痛與國傷――評<大河移民上訪的故事>》的主報告，她認為上訪，在中國是十分普遍卻又極其複雜的現象。它是叩動我們心弦的悲歌，唱出民衆的苦與國家的傷，也是探析國家與社會之間關系的絕佳窗口，清晰地呈現國家意識形态話語的内在肌理。趙若瑜同學的報告經由過程-事件分析與利益表達機制的視角，試圖分析移民上訪事件中的内在邏輯、“越維穩越不穩”的怪圈，從而深刻反思民衆與政府對同一話語的不同表述，探索社會長治久安的出路。她主要從以下三個方面來介紹自己的報告：
首先，談論為什麼講故事？這是一個關于水庫移民上訪的故事，應星先生認為，“研究水庫移民的集體上訪會是透視國家與農民之間關系的一個好窗口”。那麼，通過講故事的方式來打開這個窗口，有着怎樣的優勢？當我們試圖透視國家與農民之間的關系，興許會将其中的各類關系定格下來，以一種相對靜态的方式進行研究。基于“制度-結構因素對個人行為有效”的預設，我們會更傾向于去關心與回答“這是怎樣一種權利義務關系？”“什麼因素造就這類關系模式？”“這一系列的關系模式究竟意味着什麼？”“它們最終将達緻何種結構體？”。而當我們隻關注對表面結構的探析，會忽略國家與農民關系中至關重要的方面――“國家與農民之間的關系在現實的生活中是如何運作的？”“在這些關系模式的運作中，有無新的因素生成并發揮作用？”“運作的方式是靜态結構在動态生活中的直接展開嗎？”。為了更準确地打開國家與農民之間關系的窗口，應星老師試圖避免簡單地描述信訪過程中各方當事人的關系，轉而通過過程-事件分析的方法，“擺脫傳統的結構分析或制度分析方法，從社會的正式結構、組織和制度框架之外，從人們的社會行動所形成的事件與過程之中去把握現實的社會結構與社會過程”，将政府與民衆賴以保持聯系各個環節由靜态結構轉向由若幹事件構成的動态過程。并且認為經由過程-事件分析，國家與社會的概念都被還原成具體事件和人物，被勾勒成一幅幅生動變化着的動态圖畫。據此，書中的一個個上訪事件，不單體現出民衆與政府間由上到下或由下到上的互動，同時體現出上下級政府之間的博弈、上訪群體之間的博弈。
再次，她論述了基層“越維穩越不穩的怪圈”，認為各級政府将大量的人力物力财力用在維穩上，各類手段層出不窮，如“瞞上壓下”“擺平理順”、“化瘀導流”、“熱點的冷處理”等，但群體性事件和集體上訪在全國尤其是農村非但沒有減少，反而不斷增加。國内似乎形成了一種惡性循環――“越維穩越不穩”。 之所以出現這種悖論現象，“除了市場經濟體制确立後，現實社會矛盾和社會沖突增加的客觀原因之外，一個重要的原因就是現有維穩思路和模式的缺陷。”“維穩”成為當下社會控制中制造不穩定因素，很大程度上是由于部分“維穩工作”是以壓制正當利益表達為工作手段。并且穩定壓倒一切的态度也誤導了政府官員與民衆，社會矛盾和社會沖突的揭露與解決原本是正常博弈的過程，而當“維穩”發展為壓倒一切的政治任務後，是否穩定也就成為官員政績的評價标準。可能影響穩定的，就不擇手段地去息事甯人或粗暴壓制，如平縣的吳江清副縣長粗暴的移民工作方式；暫時不會影響穩定的，就輕視、甚至不予理會，将問題拖延至下任官員到來。長此以往，大河移民也就明白了政府解決問題的标準，憑借“鬧”的方式去“威脅穩定”，作為施加壓力的博弈手段。因而産生上訪移民的各類事件，并幾乎在上訪者中達成“大鬧大解決，小鬧小解決，不鬧不解決”的共識。
最後，趙若瑜同學認為《大河移民上訪的故事》呈現出了一幅幅錯綜複雜的事件地圖之網，地圖上的每個“問題标注”都高喊出自身困境。于是我們看到一站又一站被串聯起來的問題，而問題從未得到真正根本的解決。縱使此次事件暫時畫上句号，同樣的故事、同樣的訴求在另一個移民的小河村又會不斷湧現出來。如同細菌，這些事件不斷地繁殖與再生。那麼問題俱在，路在何方？從移民上訪的事件中提取公因式，我們會發現這些問題有着共同的症結點――信訪體制中輸入與輸出的缺失。其中輸入包括三個方面：第一，應當使民衆“能看見”。為促進合理信訪訴求的輸入，政府應當保障信息獲取通道的順暢；第二，“堵”不如“疏”。我們應當完善訴求表達機制；第三，政府應當“能聽見”。信訪機構設置的不合理，是誘使信訪失敗的一大因素。此外，持有共同利益訴求的上訪者不妨“擰辮子”，加強對共同利益訴求凝聚與提煉的重視。相較周長發無章法般的單打獨鬥，山陽鄉許老師所組織的訴求準确明晰、上訪張弛有度的集體表達、溝通與協商行動，明顯更容易通過談判和仲裁的方式獲得解決。而在政治系統中，輸入與輸出是幫助政府實現自我維持的重要機制，輸出并非是終點，而僅是政府自我維持體系中的一環，對輸入予以反應，繼而以“決策”或“行動”的方式表現出來；輸出後對環境造成影響，進一步影響輸入，循環反複。我國的信訪體系存在種種缺陷，導緻大量信訪事項的輸出失敗，為改善這一困境，我們不應從信訪機構的權力擴充入手。
随後，王金鵬同學、項娣同學、張津梁同學和彭湯漫同學分别對趙若瑜的主報告進行了相關的評論，
首先王金鵬作了題為《<大河>故事邏輯分析》的評論報告，認為《大河移民上訪的故事》中梳理了兩重邏輯，上訪邏輯的“說、鬧、纏”三字訣和治理邏輯的變通、開口子技術，強調了一種在規則限制下如何采用巧妙的方式達到最終的結果。而趙若瑜在文章中對此的透視是明确了應老師所采用的過程-分析方式，但二者的分析都未對邏輯産生本身作分析。在逐漸深入的闡述中，體制本身的問題不斷暴露，而需要明确的是體制是元邏輯的必然産物，而建立在體制之上的官民關系也隻是這種邏輯的外延，官民對立并不必然，其來源及綿延到今天的原因在于軍事政治的陰影，而傳統中國文化本身缺少獨立對抗軍權的能力，隻是在分配的使用權的層面上對君權提出建議，民衆作為可能的對抗基體卻又不再其考慮範圍之内。故千百年來，中國始終處于“軍權”陰影下的大亂和大治的循環之中，無法擺脫。接着，項娣同學作了題為《“擺平術”與“抗争術”之間的官民博弈――讀<大河移民上訪的故事>有感》的評論報告，她認為随着現代化的推進，體制轉軌和社會轉型處于加速期，利益分配不均，使得總體上“強國家，弱社會”的治理格局繼續籠罩着鄉村社會。在面臨治理危機的中國鄉村，實施總體性的社會治理來維護社會穩定是必要的，國家實施的是一種總體上的“治理術”。而在鄉村社會的官民對抗和沖突之中，圍繞利益和生存權的争鬥，基層政府對于維持正常工作的關注，傾向于發展出一種“擺平術”；農民維護自身利益不受侵害而不屈不撓的抗争，則傾向于發展出一種“抗争術”。當代中國鄉村治理中來自高層領導、基層政府和底層民衆三種力量的權力博弈十分複雜，而這一複雜的博弈過程在《大河移民上訪的故事》中被鮮活的展開，這起典型的集體上訪所引發的沖突事件被納入鄉村社會的權力和關系中去分析，描繪了一幅農村社區生活世界的權力關系圖景，揭示出基層政府的“擺平術”和底層民衆的“抗争術”之間複雜的官民博弈實質，以及隐含其中的底層無奈上訪的陣痛和政府“擺平”權術之間的巨大張力，在官民博弈的糾葛中揭露了移民的疼和國家的傷。繼項娣之後，張津梁同學作了題為《無奈中的選擇――談大河移民上訪的的原因和解決措施》，他認為大河移民上訪有着有着其特殊的背景，如大河現象的誤導和上訪油子的帶動，但上訪更多的是大河移民的一種無奈的選擇。張津梁同學所要研究的主要是是大河移民上訪的原因和解決的方式。最後，彭湯漫同學作了題為《漫漫長路，何時至“北京”――讀<大河移民上訪的故事>有感》，他認為在紛繁複雜的社會中，我們所見所聞所知所感，身邊發生的故事豐富多彩，書刊資料，新聞資訊都是我們了解這個世界的途徑之一。在社會學中，為了能夠讓研究者深入到研究對象之中，動态的來觀察和分析事件，我們需要做田野式的調查。大河移民上訪的故事則是應星老師深入大河電站對上訪移民做調查研究的一個典例。作為讀者，我們從中看到的并不僅僅是所叙述的故事曆史，而是背後的真相和曆曆在目的讓人感同身受的國家體制。彭湯漫是以較理化的思維，社會學的角度來看待這本書以及書後的故事。
在五位同學報告完畢之後，其他同學也對發表了自己的見解。吳娜同學對趙若瑜的某些觀點進行了評論，認為她的文章脈絡不夠清晰，沒有自己的核心觀點，并且看其文章，其找重點應放在“越維穩越不穩”的怪圈，但是并沒有對這種怪圈形成的内在機制進行探究，缺乏說服力。徐畫同學談論了一個大家都沒有關注的問題，即水利問題，中國自古以來就是一個治水社會，而治水的背後蘊含着社會的自治機制。在傳統社會，民間的水利工程都是由村民自發組織修繕，是表現鄉村凝聚力的重要形式，但在《大河移民上訪的故事》，它是一種權力運作的産物。劉逸文同學談了兩個問題，一個是布迪厄的實踐邏輯，應星老師為我們展現了一個事件的真實實踐邏輯，這與我們日常在課本上展現的理論邏輯存在很大的差異；另一個是權力運作邏輯的形式，其中包括自上而下的運作和自下而上的運作，而信訪就是一種自下而上的權力運作形式。
在同學們發表了各自的見解後，老師們對同學們的某些觀點進行評論，也對同學們提出的某些問題做出了回應。
鄭莉老師首先對同學們的觀點進行了評論，他認為趙若瑜主要談了兩個問題，一個是過程-事件分析，一個是強國家弱社會的問題。她在談過程-事件分析時，引入了謝立中老師關于結構-制度的分析，這兩種分析并不是對立的，而隻是更偏重于哪一方面而已，對它們之間關系的分析不足。并且鄭莉老師認為應星老師引用的很多參考文獻才是這本書的精華，大概占了全書的一半，例如李猛老師的碩士論文《日常生活中的權利技術――邁向關系/事件的社會學分析》就是一篇很好的論文，同學們可以嘗試着閱讀。應星的這本書是實踐社會學的一個典範，強調了一種實踐邏輯，實踐的即時性與整體性，強調的是一種策略的運用，而不是規則的直接套用。因為這本書無法用一條線進行分析，而是無數條線編織的網，我們隻能進行過程-事件分析。另外，關于強國家弱社會的問題，我們是不是真的可以這麼說？如果我們運用這種說法，就意味着我們将國家與社會進行了二元對立，如果将這種模式直接套入，将會存在很多的問題。接着，鄭老師認為王金鵬也是說了兩個問題，一個是一開始的“誰錯了”，行為之間一定是錯與對嗎？另外，他對原在邏輯的叙述不清，我們一般在思路背後都會接受了哪一派的觀點，但是在應星的書中沒有體現。随後，鄭莉老師對項娣的觀點進行評論，認為項娣文章的線索清楚，對文章的梳理是完全沒有問題，從官對民的“擺平術”到民對官的“抗争術”，問題抓的特别準，但是其不足是完全陷入文本中，無法脫離。并且評價方面有點問題，閱讀的文獻不足，對《大河移民上訪的故事》的評價隻是引用了孫立平老師的觀點，而沒有自己的核心觀點。鄭老師認為在沒有完全讀透文本的情況下，對文本進行評價是沒有意義的。而張津梁同學由于是大一學生，社會學理論知識儲備不夠，所以對文本的理解和閱讀還是沿用了傳統的原因-對策分析的思維模式，鄭莉老師認為他的思維很清晰，這是值得表揚的，但是我們讀書會的目的是要懸置你以往的思維方式，融入到我們的讨論中。我們在思考問題的時候，不能将問題單一歸結于政府或者是民衆，我們要對一些類似的社會潰敗現象進行建設性的批判，而不是進行一邊倒的政策解決。最後，鄭莉老師認為彭湯漫同學沒有注重于細節，有理論性的思考，這是非常難能可貴的。在彭湯漫的文章中，它産生了火花，但是并沒有讓這種火花有了燎原之感，這是需要加強的地方。
随後，楊國慶老師也對同學們的某些觀點進行了評論，由于時間關系，楊老師隻強調了一點，即規則意識。他認為趙若瑜同學既應該受到批判，也應該表揚。批判是由于沒有及時的将文章發給其他的主評論，這對主評論不公平，也影響同學們各自觀點間的交流。表揚趙若瑜同學是因為她雖然是法學學生，但是對于社會學的問題，她沒有單純的從法學的視角對社會學問題進行分析，而是試圖從社會學的視角對其進行分析，這是非常難能可貴的。另外，我們要遵循讀書會報告的規則，在有效地時間内将自己的核心觀點說出來也是一種能力，否則就是無視規則。楊老師還認為，我們再閱讀理解文獻的過程中，既然遵循實踐邏輯，也要重視文本。楊老師的一席話讓在場的各位同學受益匪淺。
時間在老師和同學們的激烈讨論中悄悄流逝，臨近尾聲時，老師們鼓勵同學們能夠再接再厲，期望咱們的讀書會能夠一次比一次精彩！
